一位是曾經叛逆、落榜、進入新聞圈闖盪又急流勇退，一位是曾經在廣告企畫和精品時尚圈打滾十餘年的忙碌OL，在巔峰期毅然決然揮別職場，黃哲斌先生與番紅花小姐兩人都選擇在職場上最大鳴大放的時刻回歸家庭，拿掉職場頭銜，以自己的生命經驗，慢慢摸索父親與母親這個身分價值。
我很榮幸與他們從網友變成主婦小團體，並趁著黃哲斌出書，安排了一次短短的對談，我想我們三人對「父母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都有不同見解，也都還在尋找這段獨特關係的定義，但能在伴隨生命成長的過程中，成為夥伴，分享喜悅與迷惘，我感到十分快樂。
（文/諶淑婷，本文刊登於《熟年誌2015年2月號 （NO. 35）》）
升格為父母，重新詮釋上一代的愛
黃哲斌當記者時，白天在警察局、火場、刑案現場晃盪，夜裡寫完稿吃宵夜喝酒昏沉直至天明，那樣一個俐落、帥氣、聰明、反應機靈的新聞工作者，現在是個下午四點準時出現在幼兒園門口接兒子的大叔，夜裡最快樂的享受是睡前與兩個兒子說話，讓孩子摸摸自己下巴鬍莖的甜蜜時刻。
四十一歲當爸爸，五年後意外成為家庭主夫，在踏入半百人生的這一年，黃哲斌這麼形容自己的父親體悟：「關於當爸媽，我們這輩是迷惘的一代。」他所謂的「迷惘」，指的是成長於威權教育的自己必須開明且善於溝通，體罰不再被允許，命令句效果其差，還要重新學習各種陌生的生心理疾病名詞，離如亞斯伯格症、發展遲緩、情緒障礙。
當多數父母轉身追溯自己的成長歷程時，黃哲斌觸及的父親景象卻蒙上一層淡霧。每星期有三天晚上，他和弟弟會聽到巷口傳來爸爸的機車排氣管聲浪，除夕夜永遠吃飽了就外出，「父親很疼愛我們，週末帶我們出去玩，我知道他是醫生，好像具有某種軍職，但真實身分永遠是個謎。」
這個謎還來不及解開，始終「半缺席」的父親選在他退伍前離開了家，一直到很久以後，他才知道父親曾有另一個家庭，和母親關係早已決裂，連父親旅居美國都是個謊言，其實就住在離家只有三公里之處，而那些半夜響起卻不出聲的電話，如今想來應是病榻中的父親說不出口的思念之情。
黃哲斌在剛出版的新書《父親這回事》中，細細的回顧了應該熟悉卻又陌生的父親，「寂寞不至於，但總有缺憾，我很想知道為什麼爸爸不能天天回家？也許造成我晚婚的因素，除了新聞記者工作的特性，也包含家庭不完整帶來的陰霾。」
「直升機母親」是家庭裡另一道陰影，黃哲斌以「虎媽」形容母親的控制欲，那不只是學業成績、生活細節的要求，還包括了電話與信件的控管，升高三的暑假母子關係降至冰點，他拒絕與母親交談。直到幾十年後母親中風、他當了父親，「虎媽」成了慈善的阿嬤，年少憤恨不知何時早已消融。
「其實我早就不怪她了。」黃哲斌還記得，大學時母親寫了一封長信放在書桌上，過了六年，他才有勇氣拆封。但真要能理解人母心情，已經他是步入中年心境較為成熟之後的事了，「母親自認犧牲所有的享受與自我，全力栽培兩個孩子，她心理很怨，生命前半段為了父親活，婚後為了丈夫，中晚年又奉獻給兒子，那是被四個男人辜負的感覺。」在母親過世前，他終於說：「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媽媽」，每說一次，就看到母親臉上露出寬慰的笑容，彷彿前半輩子的委屈都被撫平了。
黃哲斌的童年經驗讓他不斷提醒身為人父的自己，多設身處地為兒子思考，生命彈性加大，而且絕不將自己的人生經驗套用在下一代，不說「以後你就知道爸媽說的才對。」
同樣來自嚴母家庭，番紅花卻有另一番心得，從小父母就忙於工作，尤其是母親時時刻刻為了五個孩子忙得團團轉，每天五點起床煮早飯、做便當，接著出門工作，回家後又有打理不完的家事，即使真有閒暇時間，手中也織著毛線，她回憶：「媽媽說不可以住校，我就每天通車一、兩個小時，不准男同學打電話到家裡，不准去露營，畢業後不准當記者，我全都接受，因為她是我媽媽。」
那年代體罰是家常便飯，「只要媽媽下班回家，發現我沒洗好全家孩子的制服就會被打，如果有一天沒被打，我還覺得意外。但為人母後，我知道職業婦女工作有多疲憊，難怪她會生氣，我怎麼能怪她？」不同於黃哲斌極力避免當嚴父，番紅花自認複製了母親照顧自己的方式，「媽媽辛勤的形象影響了我，我也停不下來，認為人就是要工作到老死為止。」她同樣每天五點煮早飯、做便當，即使當職業婦女時也不懈怠，看在他人眼中十分不可思議。
育兒的事
現在黃哲斌被暱稱為「大寶、二寶的爸爸」，番紅花則在陪伴女兒成長的路途重溫童年之樂，他們幾乎天天在網路上交流育兒心情與故事，「我三十四歲成為母親，中年得女的好處是，經濟壓力小一點，人生經驗多一點，對孩子更有耐性，享受照顧孩子的每一天。」她笑說育兒絕對不是犧牲，選擇四十歲退出職場成為全職媽媽，是自認已經玩夠了，也滿足於工作帶來的光環，「而且我已經失去很多了，孩子成長的那些年回不來了。」
比起番紅花，黃哲斌更慢踏入父母之途，不惑之年才當爸爸的他，肯定經濟寬裕、性格成熟穩定對育兒有益，但隨著孩子成長，也感到體力逐漸吃不消，「兒子喜歡爬在身上玩，年紀還小時很有趣，但現在二十多公斤了，還想又抱又揹，實在有點吃力。」
話雖這麼說，他其實比誰都珍惜自己的父親身分，四年前離職回歸家庭，認真當起全職父親。「人生大致可分成工作、家庭、自我三塊，在時間、精力有限的情況下，我們只能按照比例分配，青壯時期，常常是犧牲家庭，以工作為重，但現在家庭的份量對我來說重於工作，孩子們讓我知道，職場上有許多年輕後輩比我優秀，但父親這份工作是非我不可。」
只是他的心裡還是迷惘，怎麼樣才算是好爸爸？這件事無法量化評分，只能質化紀錄，不過他越來越清楚，去追問自己是否為好父母意義不大，因為好壞太難定義，父母的人生任務就讓孩子有健全人格，培養好生活習慣，成年後不造成他人負擔，所以在孩子的關鍵時期要給予支持、安全感，讓他們在溫暖的環境裡長大，形塑出自己的樣子、走自己的路。
父母賜與孩子生命，卻無法掌握他們的命運。番紅花知道往後二、三十年，兩個女兒會與誰共結連理、從事什麼職業，自己都無法干涉，唯有當下她可以盡力去做，番紅花感性的說：「現在我們誰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夠不夠好，未來就算知道也來不及改變了，很少有人告訴爸媽自己童年過得很糟。我覺得人生是很痛苦的事，我只希望當孩子三、四十歲時，回想起自己的童年生活，覺得有開心、有安全感，我的母親工作就算完成了。」
當人生已走到三分之二...
番紅花自認人生已走到三分之二處，大女兒已是高一學生，或許幾年後就會離家生活，但她並不害怕卸下全職媽媽身分的那一天，畢竟父母對孩子的擔心不會因為孩子年齡增長而減少，況且貼心的女兒現在就很關注她的情緒感受，「我知道自己要謹慎面對這部份，希望女兒好好發展自己的人生，不要太擔心我。可是我也不會表現得太堅強、太努力，提醒孩子們要記得我，看著我，這是父母該有的彈性身段。」
黃哲斌曾算過，待小兒子大學畢業、能夠獨立自主時，自己也將近七十歲，「只想把握夕陽餘暉，也許還有十年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不是沒想過或許等不到那一天，只能先做好萬全準備，保持身體健康，心情愉快，好好陪伴孩子成長直到擁有單飛的能力，「我不怕孤獨，偶爾也希望在孩子上學後偷偷去看早場電影，但年老後，希望妻子仍願意陪著我，與兩個孩子維持良好的關係，偶爾吃頓飯，聊聊近況，有時一起旅行，我就心滿意足了。」
在那之前，黃哲斌會繼續努力搞清楚「父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個階段性的生命狀態，是只能靠自己和孩子去尋找的獨特關係。因為伴隨著一個獨立生命的成長，所以將是一種流動的生命狀態，且人人不同，也因此造成了父母心中的迷惘，那迷惘有不可取代的獨特性，也是這個世代所有父母不會遺忘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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