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佳玲提供）
吳佳玲應該是近兩年台灣最紅的女農了！她來自雲林農村卻在宜蘭種稻，明明還在讀碩士班卻天天在田裡彎腰耕耘，一邊被村裡的阿伯喊「妹仔」，一邊到台北參加記者會抗議，今年是她耕作第三年，耕作面積兩甲九，對她來說，田裡沒有任何浪漫的想像，因為農村就是真槍實彈的戰場！
吳佳玲的父親是家中長子，當其他手足離家打拚時，他選擇留在家裡種田，一期種稻，二期種蒜頭、蔬菜，吳佳玲從小就幫著爸媽在田裡搬菜盤、拿紙箱，但農產價格低，農人再努力也賺不到錢，還要靠著每年冬季母親上山打零工，才能勉強養大七個孩子。
在吳佳玲的童年記憶裡，遲交學費不是新鮮事，除夕夜拿到紅包的第一件事，就是分配學費與生活費，「讀大學後，有一年放假回家幫忙，看到西瓜長得又多又好，慶幸下學期學費有著落了，沒想到隔天下大雨，田裡排水不良，西瓜泡水、甜度又不高，眼睜睜看著學費飛走了。」她苦笑說，從農真的很難，除了要有耕作技術、懂得判斷市場，還要天候允許才能賺錢。
在吳佳玲的印象裡，父親總是為了農務與經濟問題愁眉苦臉，直到前幾年為了幫忙在網路上銷售滯銷的蒜頭，她仔細詢問蒜頭的種法與日曬過程，才看到爸爸的臉亮了起來，那是她第一次發現，原來身為農民也可以很有自信。
當時，離鄉的焦慮猶如濃霧，籠罩著她的心與生活狀態，「我求學過程一路從斗六、高雄，慢慢往都市移動，最後落腳在台北，雖然知道離開農村可以過更好的生活，但我好不甘心，我喜歡農村人與人的距離。」從小在陽光普照的雲林長大，她無法適應台北陰雨不斷的氣候，縮在承租的雅房裡，一整天都不想出門。
吳佳玲一直在找方法回農村，她加入台灣農村陣線，到苗栗抗議大埔事件、反彰化國光石化開發案，「雖然爸媽頗有微詞，覺得不好好讀書到處去抗議，但大埔怪手開入農田的畫面震撼了他們，對種田人來說，那是天理難容！」在上街抗議之外，農陣夥伴也到農家做訪調，拜訪各式各樣的農戶，農人們對於土地的熱情一再招喚著她：「農村沒那麼糟糕，回來吧！」
或許是因為她的心從來沒有離開過農村，儘管深知務農之苦，當四年前宜蘭農夫賴青松提議種田時，她立刻和五、六名農陣成員組成「小田田」，台北、宜蘭兩地跑，隔年耕地從兩分擴張至一甲，她決定暫停學業，將台北房子退租，搬到宜蘭當起田間管理員，「住在台北很難把農務放在首位，青松大哥也堅持若要擴大耕地，就要有人全心管理田事，當時我心裡上街抗議的熱潮逐漸消退，花了那麼多氣力期待改變現狀，卻苦苦不見議題有任何進展，用了那麼多氣力到底可以改變什麼，那是農家真實的生活，而我們只能介入後又離開，根本沒幫到忙。」帶著「運動傷害」造成的無力感，吳佳玲下定決定回到農村從頭做起。
那是2013年的春天，吳佳玲真的成為農夫了，跟著賴青松與被她暱稱為師傅的陳阿公，開始學著張羅各種事，與代耕業者談插秧時程、整理田地、和社區居民互動，一切從頭學起，「我和其他來到宜蘭種田的人不同，我來自農村，看到村裡的阿伯阿嬤會想到爸媽，我很心疼這些老農，知道他們認真生活，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那些榨取農村資源的人，也是靠農夫養大的，憑什麼瞧不起農。」
（吳佳玲提供）
許多歸農者來來去去，或許是享受農村生活氣氛，或許是暫時躲避都市塵囂，吳佳玲選擇一步步更深深地踩入田地裡，拔起腳來是為了往前踏出下一步。種田的第三年，「小田田」解散，她和陳阿公與另一位朋友成立「有田有米工作室」，工作面積達三甲，但經歷了半年磨合期，他們還是解散了，她分析：「對方是活動型的人，喜歡辦田間活動，我是生產者，辦活動對我來說，前置作業、後續收尾都麻煩。」宣告解散單飛，她又上了一課，流著汗水與淚水，身心疲憊的回到田裡，又是稻穗溫柔的撫慰了她。
不同於其他青年歸農常採「無為而治」，吳佳玲曾被朋友笑稱：「年輕身體裡流的是老農血液」，雖然做不到除盡雜草，但她堅持「田地要有田地的樣子」，如果雜草叢生，除了會跟稻子搶肥料，降低產量，也會影響社區觀感，認為「做有機都不認真工作」，導致新農更難承租田地。
被老農稱為「妹仔」的吳佳玲，刻意早起工作，拿著割草機在田裡忙，熱情與老人家打招呼，設法更融入村子裡，她不是屈服，而是尊重農村。有時候她也覺得地主老農囉唆極了，忍不住向陳阿公抱怨，「陳阿公告訴我，那塊田底下有湧泉，很難耕作，地主花了很大工作才變成良田，他的囉唆是源自於對土地的關心。」這些話衝擊了吳佳玲，老人家的叮嚀並非惡意，而是將土地視為孩子的疼惜，當地主帶著她走在田地裡，細心說明田地狀況，她明白自己不只是租了一塊田，也繼承了一位農民的生命智慧。
現在，她身邊最得力的助手是同樣出身農家的男友，面積面積縮小，但她盤算著要研發一些農產加工，她還是花很多時間與代耕業者溝通、割田埂草、拔再生稻、巡田水，忙碌著自產自銷的各種行政工作，每週寄出現輾的鮮米。她沒有忘記農村的人情味，堅持打電話給每一個買米的人，用心交陪、建立交情，希望未來大家需要買米時，能想到有一個年輕人正在宜蘭種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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