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橋先生曾經被上百家媒體拒絕，是飽受挫敗的「就職浪人」，現在他帶動日本有11處《食通信》創刊，「剛回鄉時，沒經驗、沒人、沒錢，只能天馬行空想像，但我發現，世界上聰明的人很多，卻很少有人願意賭上人生；我既不聰明也缺乏智慧，但當我願意賭上人生時，聰明的人來了，有智慧的人來了，錢也來了。」
他說，一個人什麼事也做不成，一群人就可以成事；一個人很困難，一群人就能排除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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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沒寫進內文的後記：售價約2500日元的《食通信》，每一期食材成本約佔600日元，宅配約800~900日元，1500日元才是雜誌製作成本，所以食材的寄送與包裝要靠志工實習生。雜誌的圖文、排版品質均優，高橋先生自豪的說：「我們要做出漂亮到讀者捨不得丟掉的版面，最好收到時，還拿熨斗仔細燙平，掛在牆上當壁紙都美麗。」
以下文章刊登於okapi 一本食材情報誌，把消費者變成生產者的夥伴──專訪日本《食通信》創辦人高橋博之
打開一個小小的保麗龍盒，你可能會看到帶殼牡蠣、還帶著一點足絲的貽貝或是整株的生海帶芽，同放在盒子裡的，是一本折疊得小小的《東北食通信》，以豐富的圖文報導，傳達產地現況、生產者的信念、食材介紹與推薦的烹調方式，每一頁都讓人充滿食欲。
誰能料想到，創刊、規劃的總編輯高橋博之，曾以無黨籍身分高票當選岩手縣議員，在沒有經費與政黨企業支援下，打破了地方派系的銅牆鐵壁；也沒人會猜到，他曾在大學畢業後的三年被上百家媒體拒絕，成為「就職浪人」；若再往前推一點，他還曾是個無法老實說出自己來自岩手的少年，總是含糊以「橫濱」、「都內」帶過自己的出身。
「我想為故鄉做一件事。」這個信念在高橋博之18歲離家前往東京時萌芽，他想靠著當新聞記者或從政實現理想，最後卻是在311震後找到人生方向。因為到災區宮城縣協助漁民銷售牡蠣，為了拉近產地到餐桌的距離，他在2013年七月發行《東北食通信》，當時創刊號約400個訂戶，每一本雜誌附6顆牡蠣；3年後的此時，刊物已有1500名讀者，全日本有11處《食通信》創刊，這些歷程都紀錄於《食鮮限時批：日本食通信挑戰全記錄》當中。
「日本曾是農耕民族，多數人依賴著土地或海洋過活，但二戰後到都市謀生的人愈來愈多，起初大家還有『鄉下』，但到了第二代、第三代，『鄉下』就跟國外沒兩樣了。」高橋博之說，日本現在只剩3%農民和97%消費者，彼此依存卻互不相識，對消費者來說，經過超市、量販店或餐廳整理過的食物，愈精美方便愈好，人進食如同汽車加油一樣。
「雖然這麼說令人慚愧，但很多日本人有著奇怪的優越感與成見，住在東京的高樓是進步，天天踩泥巴的農人和抓魚的漁民是落伍；都市的孩子被罵不會念書就去種田；鄉下的孩子要求穿雨鞋、開卡車的爸媽，不要出現在校門口。」他感嘆，對都市人來說，偶爾到鄉下「小旅行」很舒服，家裡出現一隻蟲子卻大驚失色，這樣根本無法理解農漁民日日面對的是不可預料的自然天險，與委身立命的艱困。
現在，食物是人和大自然唯一的連接點，《東北食通信》為了傳達「吃就是活，進食就是生存」的信念，將食物生產的故事搬上舞台，高橋博之說，「厲害的桌球選手很多，為什麼福原愛特別有名？因為大家都看過她小時候哭著打球的模樣；飲食也一樣，好吃的食物很多，但生產者是誰？過著什麼樣的人生？產地是什麼模樣？當隱而不顯的食材脈絡突然清晰可見，味道嘗起來就有了天差地別，因為故事是最好的調味料。」
這也是何以日本低溫宅配系統發達，買安心安全的食品並不難，這份附有食材生產者的情報誌還是能吸引讀者，並在日本遍地開花，因地展露出不同的型態。例如，從受訪的生產者轉而做起《東松島食通信》的太田正，以「市」為規模發行季刊，強調深耕在地，他改變《東北食通信》跨六縣的區域型態，讀者上限僅500人。而《四國食通信》則採雙月發行，不只介紹單一食材，更提供「主食材+搭配食材」組合包，讀者還能加購4人、6人份食材。
《東北食通信》2016年6月號，介紹水生植物篿菜。（提供/諶淑婷）《東北食通信》2016年6月號，介紹水生植物篿菜。
每一個《食通信》團隊，都必須同時做好媒體、物流、社群經營等跨領域業務，而且堅守和其他雜誌完全相反的經營方向：一般雜誌期待更多的訂閱者，但他們限制讀者人數，確保社群維持在生產者、讀者與編輯部可以互見彼此面貌的程度。
《食通信》就像一場相親大會，帶讀者發現食材、認識農家，直接跟農家買，最後結交為友，這是美食節目、雜誌、食譜無法帶來的深刻互動。高橋博之每月的選材沒有特定標準，只要農家獨特的世界觀與價值觀讓他驚嘆著迷，他自然會滿心感動地寫出一篇七千字的報導。
由於每期介紹不同食材，最辛苦的工作是每次在農家現場整理食材、裝箱寄出的配送作業。為了讓都市讀者也看見大自然豐富的全貌，他們不剪斷從海底摘上來的生海帶芽，讀者收到時，不僅因為攤開可長達一至二公尺吃驚，也才知道，生海帶芽原來是茶褐色，而非綠色；或是寄出帶殼牡蠣前，先用鐵鎚敲掉外殼上的寄生物，再以強力水柱清洗，工序比直接開殼取肉複雜得多，「我們只希望食物不再是為了便利市場流通，變成生產線上從左流到右的物件。」
高橋博之認為，《食通信》鼓吹的不是移居鄉間或假日交流，而是藉由食物，產生真實的人際互動，達到城鄉共存，例如秋田縣的米農菊地晃，在當時僅900人的FB社團號召到200人協助割稻，後來持續拜訪的學生還稱菊地太太為「秋田的媽媽」；栽種小菊南瓜的農民長谷川純一，在讀者交流會上介紹這種自江戶時代開始在會津地區栽種的傳統蔬菜，提到種子不足的問題，結果讀者發起收集種子的活動，共有45人將清洗曬乾後的種子寄回。
以《食通信》為橋樑，連結、孕育「做的人」與「吃的人」、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新關係。（圖片截自東北時通信官方網站）以《食通信》為橋樑，連結、孕育「做的人」與「吃的人」、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新關係。
「消費者不再只是付出代價，接受商品或服務，而是變成生產者的夥伴，從『錢與食物』的關係，回歸到『做的人與吃的人』的關係。」從政時，高橋博之曾煩惱如何讓選民更積極參與政治，不要只是待在觀眾席對政治家報以噓聲批評，沒想到《食通信》自然而然就將讀者拉入場內。
他感慨的說，「政治常被認為局限於稅金的使用、政府的預算編列，有錢有背景才能當政治家，但政策隨著政治家上台下台常起變化，抱著期待的選民，不斷被背叛；飲食就不同了，你當下就能決定要不要買、要不要吃，隨時可以藉由支持友善環境的食材，讓社會國家變得更好，在我看來，其實每一個人都是政治家。」
15年前，被各家媒體拒於門外的他，如今藉由報導生產現場的《食通信》，試圖帶領走投無路的日本消費社會突破瓶頸，也引起媒體關注，他已不再是那個飽受挫敗的「就職浪人」，這樣的成果得來不易，「剛回鄉時，沒經驗、沒人、沒錢，只能天馬行空想像，但我發現，世界上聰明的人很多，卻很少有人願意賭上人生；我既不聰明也缺乏智慧，但當我願意賭上人生時，聰明的人來了，有智慧的人來了，錢也來了。」
一個人什麼事也做不成，一群人就可以成事；一個人很困難，一群人就能排除萬難。高橋博之的下一個目標，是在2017年創立100個《食通信》，若每個《食通信》有一千名讀者，全日本就有十萬人「透過吃改變世界」。他相信，那時會出現「另一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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