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店的起源是極有意思的。在Lewis Buzbee所著的《如果你愛上一家書店》中，提到西方和中國從中世紀開始的書店業務：
幾乎所有的書商都有一個箱子，放著這個行業所必備的基本工具：墨水筆和沾水筆。大多數書商都受雇抄寫圖書，這種書店業務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實際上每個書店同時也是一個繕寫店，無論是法律或商業文書，還是傳遞消息或思念遠方親朋好友的信函，在繕寫店還可以租賃文具和購買紙張。從一開始就是書店組成部分的繕寫業務，很可能幫助確立了書店的閒散氣氛—坐下來慢慢寫一封信。
這樣的書攤陳設非常簡單，一個書商，筆墨紙張，還有一些價格標價誘人的書籍攤在地毯上，他也可以是一輛推車，可以走街串巷，從這個城鎮走到那個城鎮。當買賣相對固定時，其中的一些推車會找到一個固定的地點，在街邊的廊下或教堂的門廊下，借助側面或後面的牆壁建一個櫃檯。書攤的固定，形成了一個我們稱之為書店的封閉場所。或許書商變得富裕，就可以雇上一、兩個伙計。書店，一個可以進入和瀏覽的空間，就是從一個簡單的攤物如是演變而來。」[1]
在Lewis Buzbee筆下，中國的書店起源，也同樣富有故事性：
「中國的書商從公元一世紀就開始使用紙張，六世紀開始使用雕版印刷，通做這些革新，他們製作出的書籍遠比以前便宜和輕巧。於是書商可以揹著書籍走街串巷，我們可以在中國看到最早的有關書販挨家挨戶推銷的繪畫。
現存書商形象出現在公元九世紀的一幅中國畫中，鋪著瓦的屋頂下，店主站在櫃檯後方招呼生意，兩位婦女站在櫃檯向著商場的一側，書商將幾側書攤開供他們選擇，他身後的書架放著等待讀者挑選的新書。」[2]
在市場經濟的原則下，比起其它產業，書店屬於獲利偏低的商業項目，那是因為書店中不只是有買賣書籍行為的商店，其交易產品「書籍」本身就肩負了傳承知識與文化的使命，所以我們將書店視為文化產業的一環，和其他被劃進文化產業範圍的產業一樣，書店也有一項主要特徵，就是對「精神」的高度訴求。相對地，非文化產業，例如製造業、運輸業、金融業，其訴求是「物質」性的。
也因如此，營造出一個讓人與書可以碰撞出火花的空間，是許多書店經營者的理念與夢想。《出版人的對話》這本書中也提到：「書店的多寡、經營方式、規模大小、商品結構與消費者購買能力，也被視為能反應國民精神文化素養的指標。」[3]
回顧臺灣非連鎖型的書店發展，可以從曾經一度輝煌的重慶南路書街變化談起。出版觀察家王乾任，在一篇〈重慶南路書店街沒落記〉[4]中提及，得力於過往的交通樞紐優勢，臨近補習街，大小出版社群聚，周遭又有許多政府單位，讓台北車站商區在一九七○年代成為臺灣最繁華的商業區之一，鄰近車站的重慶南路，自然而然形成了書店聚落。這並不是偶然，當時全國各大城市的交通轉運樞紐，例如嘉義市中山路、臺南市北門路，都是早期書店群聚的地方。
一九八二年，金石堂出現，開始了新的書店型態，打破了書店傳統以來以家族式經營為主的形式，也不再將圖書、文具如雜貨般陳列在狹隘空間裡；書籍也可展示在平臺上，不再只是豎立密集擺放。書店空間設計得明亮舒適、窗明几淨，陸續開設的其他分店，在管理與裝潢上也採取同樣風格相似。金石堂之後，又有新學友、何嘉仁先後設立連鎖型書店。
臺灣本土連鎖書店的出現，被視為書店產業的「第一次革命」，為國內傳統書局帶來重大衝擊。乾淨整潔與普及的店面，將閱讀人口從學生、研究者，擴及至一般普羅大眾，重慶南路書店商圈受到衝擊，也紛紛改裝重整店面、型態甚至書種。一九八九年，第一家誠品書店於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開幕，販售藝術人文類書籍，爾後逐漸發展成連鎖的大型綜合書店，無論是空間設計與服務品質，都讓書店更接近百貨服務業的品質，被視為「第二次革命」。
進入二○○○年，臺北捷運陸續開通，臺北火車站商圈逐漸沒落，重慶南路書街出現第一波關店潮。在此同時量販店、便利超商、網路書店等新型態通路的崛起，還有大批的租書店林立於學校周邊，都瓜分了重慶南路書街的客源，重慶南路書街開始走向沒落一途。
若以時空背景觀察，八○年代黨禁、戒嚴解除，九○年代後萬年國會終結、舉行首次總統直選，臺灣政治快速民主化，政府對於圖書的管制力的削減，也讓出版空間有了全面擴展。多元化社會出現了「分眾式」的需求，滿足「小眾市場」的獨立專業書店在九○年代逐漸崛起，例如一九九四年開幕的女書店，就是一家女性主義專業書店，同年開幕的捉迷藏書店，也是標榜專業的獨立兒童書店，雖然經營一年後關閉，但越來越多專業獨立書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談到這裡，我們必須先打住。下一篇必須先來定義何謂獨立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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