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屬孩子的角落 ──談台灣獨立兒童書店（8）

五餅二魚兒童書店

被暱稱為秀華姐，一九九九年創辦五餅二魚兒童書店的林秀華，是店裡的靈魂人物，喜歡孩子又喜歡書的她，並沒有家庭，自嘲沒有資金開綜合型書店，但覺得兒童書店也「頗有趣味」，因緣際會下便為孩子開了一家店。

事實上，林秀華在高雄兒童書店領域早有名氣，最早在開卷田連鎖書店工作時，便對童書充滿興趣，當時曾爭取開設童書專區，希望能為兒童說故事，卻無法成型。結束那份工作時，林秀華曾立志絕對不做「開書店的蠢事」，但當布蘭琪咖啡館開設時，同棟建築物裡有個兒童館，對她招手，以一年為期，希望「借她一個角落開書店」，她立刻又一頭栽入，甚至越做越大，最後開設五餅二魚兒童書店。

林秀華感嘆，「好像是離不了的宿命，明明想著絕對不要如此，卻還是往這條路走，難道我一輩子逃不了書店嗎？」時常有人對她表達欣羨之意，她總是說：「不必羨慕我，這並不是我的夢想，只是緣份罷了。」

專屬孩子的角落 ──談台灣獨立兒童書店（7）

凱風卡瑪兒童書店

凱風，在詩經裡是南風溫暖滋育萬物，意為母親；卡瑪，在排灣族語裡是父親的意思，凱風卡瑪就是一對父母為孩子開的兒童書店。

二○○七年四月二日，是國際兒童閱讀日，也是經營者陳培瑜和丈夫選定開店的日子。六十六年次的陳培瑜，在二十九歲那年，剛從花蓮縣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畢業，原本在台北工作的先生，也辭掉工作來到花蓮進修，兩人因為喜愛花蓮，決定在此美崙區購屋定居。「我們夫妻兩人都愛看書，加上第一個孩子馬上要出生了，我們希望親自為孩子打造最好的閱讀環境氛圍。」

自嘲「只會買書、讀書，完全不懂書店經營」的夫妻倆，開店前，先拜訪了新北市小小書房，又忙著找出版社，再找「多到爆」的經銷商接洽進書事宜，然後就這麼一頭栽入了書店業。

專屬孩子的角落 ──談台灣獨立兒童書店（6）

禮筑外文書店

創店於一九九八年的禮筑外文書店，是一家專業書籍進口商。如同店名，禮筑經營者洪瑞霞，並不將禮筑定位為兒童書店，而是「外文書店」；然而，也不能因其所進口的圖書多為英文書，就認為禮筑只是推動英語學習的書店。因為禮筑最終目的，是讓兒童從圖文中培養閱讀習慣，英文則是在閱讀過程中，同時進行學習。

專屬孩子的角落 ──談台灣獨立兒童書店（5）

我必須強調，在這系列文章中，或許讀不到深奧的學理分析、策略歸納，因為我寫的並不是一篇「獨立書店市場學」，而是「獨立書店巡禮記」。

我很喜歡獨立書店所呈現出來的城市風景，他們掌握的是一個時代的品味，獨立兒童書店更是誘人，無論家中是否有孩子，只要是愛書成癖的人，進入兒童書店，必然也會不捨離去。許多成人進入兒童書店，常只是為朋友、親戚或自己的孩子買童書作禮物，帶著這些不全然為己的目的，他還是能在兒童書店中找到許多驚喜，就在大量畫著獾、老鼠、龍、袋熊之間，或是飛翔的精靈、擔憂月亮不見了的松鼠等等圖書之間。

我接下來要介紹四家獨立兒童書店，經營者曾經是企業家、書店店員與新手媽媽，他們各有不同的專業背景，卻不約而同投身多數人認為辛苦、不會賺大錢、沒有前途的書店業，他們的夢想是什麼？現實生活和他們的夢想到底有何差距？他們遇到哪些難題？

藉由這些文章，記錄臺灣獨立兒童書店最動人的一面、最辛苦的血淚，還有最燦爛的心血結晶，這是給他們最悅耳動聽的掌聲。

專屬孩子的角落 ──談台灣獨立兒童書店（4）

其實一直到這篇才開始談獨立兒童書店。

延續前一篇所說的台灣書店發展歷程，我們知道一九八二年金石堂出現後，開始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連鎖書店型態，然後在一九八九年，第一家誠品書店開幕，獨特的人文書店氣質、接近百貨服務業的品質，讓逛書店一時間蔚為風潮。在此同時，獨立兒童書店又是如何發展？

專屬孩子的角落 ──談台灣獨立兒童書店（3）

好，我們先來定義何謂獨立書店？

二○一二年七月，文化部舉辦多場「文化國是論壇」，其中第二場次以「我街角的書店哪裡去了」為題，選在新北市永和區的知名獨立書店小小書房開講。當日文化部長龍應台對獨立書店多有讚揚，將其比喻為知識策展人，展覽好書與思想；並將其喻為社區情感的樞紐、城市文化的具體指標。龍應台也建議將獨立書店視為文創產業的一環，使其可適用「文創法」，由政府資源補助書店經營。[1]

無論官方補助與創業資金是否真為獨立書店的解藥良方，在這裡我們必須先分清楚：街角書店並非我所言的獨立書店，儘管兩者都是小型店面，經營模式與內容卻截然不同。街角書店為大眾取向，賣的是廣受歡迎的暢銷書、漫畫，甚至兼賣文具，與社區生活緊密相連，過去在台灣幾乎每個中小學旁都有一家這樣的傳統社區型書店。

專屬孩子的角落 ──談台灣獨立兒童書店（2）

這一篇從書店起源開始談起。

書店的起源是極有意思的。在Lewis Buzbee所著的《如果你愛上一家書店》中，提到西方和中國從中世紀開始的書店業務：

幾乎所有的書商都有一個箱子，放著這個行業所必備的基本工具：墨水筆和沾水筆。大多數書商都受雇抄寫圖書，這種書店業務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實際上每個書店同時也是一個繕寫店，無論是法律或商業文書，還是傳遞消息或思念遠方親朋好友的信函，在繕寫店還可以租賃文具和購買紙張。從一開始就是書店組成部分的繕寫業務，很可能幫助確立了書店的閒散氣氛—坐下來慢慢寫一封信。

這樣的書攤陳設非常簡單，一個書商，筆墨紙張，還有一些價格標價誘人的書籍攤在地毯上，他也可以是一輛推車，可以走街串巷，從這個城鎮走到那個城鎮。當買賣相對固定時，其中的一些推車會找到一個固定的地點，在街邊的廊下或教堂的門廊下，借助側面或後面的牆壁建一個櫃檯。書攤的固定，形成了一個我們稱之為書店的封閉場所。或許書商變得富裕，就可以雇上一、兩個伙計。書店，一個可以進入和瀏覽的空間，就是從一個簡單的攤物如是演變而來。」[1]

在Lewis Buzbee筆下，中國的書店起源，也同樣富有故事性：

「中國的書商從公元一世紀就開始使用紙張，六世紀開始使用雕版印刷，通做這些革新，他們製作出的書籍遠比以前便宜和輕巧。於是書商可以揹著書籍走街串巷，我們可以在中國看到最早的有關書販挨家挨戶推銷的繪畫。

現存書商形象出現在公元九世紀的一幅中國畫中，鋪著瓦的屋頂下，店主站在櫃檯後方招呼生意，兩位婦女站在櫃檯向著商場的一側，書商將幾側書攤開供他們選擇，他身後的書架放著等待讀者挑選的新書。」[2]

千年之前，無論是東方或西方書店，都是流動型的書攤或書商，千年之後，書店少了那樣的變動性，成為在地方深耕經營的一種產業。